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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療效標準問題

　　目前有關管理部門過分強調按西醫的標準來判斷和評價中醫療效，過分依靠現代醫學的物理、化學檢測指標，結果導致關心藥后病毒載量的降低、CD4+細胞的上升，甚于病人的主觀感受、生活質量以及勞動能力的恢復。

　　中西醫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醫學體系。西醫千方百計要用化學藥品殺滅細菌、病毒，中醫則用藥物或非藥物療法改變病人體內環境，調動患者的自康復能力以驅除病邪。例如，西醫治療瘧疾是設法用化學藥物殺死病人體內的瘧原蟲;眾所周知，中醫針灸也可以治療瘧疾，但決不是依靠針來刺死瘧原蟲，而是調動了人這一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的自康復能力或說自組織能力，以達到瘧原蟲無法生存而自滅的治療目的。

 

　　既然中、西醫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醫學體系，就不宜用同一標準來管理，這正如國民黨政府時期，于右任在否定"廢止舊醫案”所言："不能讓牧師管和尚”。而且，艾滋病患者在生死關頭，也不會以治療方法的科學性、現代科學指導下的可重復性作為選擇的標準，他們只會選擇實踐證明治療效果最好的、毒副反應最小的治療手段，這也是符合最廣大群眾利益的。

（二）法律法規不利于中醫藥治療艾滋病

　　目前有關中醫藥的政策法規阻礙了中醫藥的發展，阻礙了中醫藥積極探索治療艾滋病的方法。

　　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解決艾滋病問題，而我國民間中醫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就能摸索出一些好的治療方法，原因就在于他們掌握了中醫學的精髓，他們的思路還沒有被西化。但國家的法律對此不僅沒有持肯定態度，反而在壓制這一群體的活力。

　　醫師法阻礙了中醫傳承。按照醫師法，主動去疫區免費治療艾滋病的民間中醫是非法性質，因為他們都沒有受過正規的院校教育，或自學或祖傳或拜師，沒有行醫資格，按照現有的法規也不可能獲得行醫資格。其實，醫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醫學門類，獲取行醫資格的關鍵應是看他們的醫術高不高明，醫德高不高尚。特別是在當前特殊情況下，如果掌握有治療艾滋病的醫療水平而不能獲得行醫資格，那責任就不在民間中醫本身而在有關政府部門了！那就是有關部門不顧歷史和今天的客觀情況，不能急廣大群眾之所急，沒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徐冠華部長向吳儀副總理匯報了民間中醫治療艾滋病的情況，吳儀批示："要組織中醫界參與AIDS的防治工作”。然而，民間中醫在向有關部門匯報防治艾滋病的情況時，有關領導關心的并非他們是否有治療艾滋病的能力，而是關心三個基本問題：什么學歷？有無行醫執照？如何進入艾滋病村的？就更不用說有人會關心民間中醫有無困難，更沒有任何領導或派員去考察其療效了。 

 
　　1911年我國有80萬中醫，1949年50萬，現在只剩下27萬。而且，就我們對若干中醫院的粗略調研，大約僅10％的中醫還開湯藥處方，余者僅開中成藥和西藥，且多以后者為主;換而言之，基本能以中醫思路看病的中醫不過3萬人，如再嚴格管理，中醫恐怕就要被徹底消滅光了！而消滅中醫，正是國民黨時期余云岫所提出，也是解放后被毛主席撤職的中央衛生部王斌、賀誠兩位副部長夢寐以求的愿望。今天28所中醫院校卻培養不出過去師徒傳承那樣多、那樣好的中醫，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民間中醫水平并不低。我國中醫院校的中醫教材就是解放初呂炳奎組織民間中醫編寫的！這些編寫教材的民間中醫今天早已成為中醫大師，當初編寫教材時，他們并沒有正規的院校教育學歷和行醫執照。

　　藥品法按西藥標準要求中藥。中藥與西藥是截然不同的兩類藥，來源、功能主治及使用原則均有很大的區別，所以不宜用同一標準，有關管理部門也不應強求中藥達到化學藥品的單體結構、用藥純度等要求，這樣反而將會抹殺掉中醫藥的特色和優勢。

 
　　雖然中國民間中醫沒有權利治療艾滋病，但有關部門卻允許外國公司將他們尚未上市、療效和毒性都不清楚的化學藥拿中國艾滋病人做試驗，如前段時間所曝光的地壇醫院"免費”治療艾滋病事件。難怪有人臆測，能允許外國公司拿中國人做新藥試驗，卻不容許應用數千年的中醫藥對艾滋病進行救治，這種現象背后的本質，應是受外國公司利益驅使，受公立醫療機構和研究機構以及制藥業的利益制約，而無視人民群眾和國家的根本利益。

 

　　傳染病法阻礙中醫治療傳染病。按照傳染病法規定，中醫不能治療傳染病。因為傳染病法規定傳染病只能在傳染病醫院治療，而中醫是沒有傳染病醫院的，傳染病醫院也基本沒有中醫科（有也只是陪襯）。因此，正規中醫國家隊沒有人主動前往疫區治療艾滋病人，課題組也找不到國家隊人員與我們同去，就是因為傳染病法阻礙了他們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