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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b.cn 】（來源：人民網）人民網北京7月24日電 （王宇鵬）7月15日，廣東省惠州市龍門縣人民醫院神經內科歐麗志醫生在查房時，被患者砍成重傷，這一事件迅速引起社會關注。同日，有媒體曝出301醫院一名值班醫生被打。頻繁發生的“暴力傷醫”事件，讓醫患關系再次成為輿論焦點。有著對抗疾病的共同目標，醫患雙方為何會走向對立？醫暴屢禁不止的“癥結”又在哪里？

　　49天發生16起暴力傷醫事件

　　6月28日，北京朝陽醫院皮膚科某醫生因當日接診名額已滿，拒絕了患者的加號要求被該名患者打傷;6月16日，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西院放療科一名醫生被患者潑汽油大面積燒傷;6月5日，陜西省榆林市第二醫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劉醫生因制止患者插隊，左眼球被打破裂。同日，福建省立醫院耳鼻咽喉科主任醫師被一位84歲男性患者用刀砍傷……據記者根據公開報道不完全統計，從5月28日算起，到龍門縣人民醫院發生暴力傷醫事件的7月15日，短短49天，經媒體公開曝光的暴力傷醫事件已達16起。

　　中國醫師協會法務部主任鄧利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從2013年開始，中國醫師協會就多次發表聲明，表示對醫院的醫療暴力行為“零容忍”。去年4月，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和國家衛生計生委共同印發《關于依法懲處涉醫違法犯罪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要求公安機關要加大對暴力殺醫、傷醫、擾亂醫療秩序等違法犯罪活動的查處力度。“這意味著，政府拿出了實際措施，讓反對暴力傷醫行為不再停留于業界的口號呼聲。”鄧利強說。

　　在開展打擊涉醫違法犯罪專項行動的同時，相關部門還完善了調解機制，一旦出現醫患糾紛，不再僅限于院內調解的方式，增加了人民調解和司法調解。

　　“這些綜合措施為醫患關系的改善起到了一定作用，2015年見諸媒體的傷醫事件明顯減少。”今年5月27日，由中國醫師協會發布的《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里這樣寫道。而針對5月底以來各地發生的多起傷醫事件，鄧利強表示，“畢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暴力傷醫為何頻現？

　　廣東省惠州市龍門縣人民醫院女醫生被砍后，網絡很快就關注到這一消息，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客戶服務中心主任謝汝石的朋友圈被這一消息“刷了屏”。

　　謝汝石說：“醫療過程本身存在不可預測的風險，如果醫生今后在面對患者時，都不得不首先考慮自己的安全，碰到困難復雜的病情，為避免過錯，只是采取降低風險的保守治療方式，那么還有誰來為患者真心實意地服務，又如何來推動醫學科學的發展？”

　　事實上，近年來“醫患關系”、“醫療糾紛”、“傷醫事件”一直是引輿論關注的熱詞。根據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數據，2014年，全國法院共審結暴力殺醫、傷醫等犯罪案件155件。

　　《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中提到，2014年調研結果顯示，59.79%的醫務人員受到過語言暴力，13.07%的醫務人員受到過身體上的傷害，僅有27.14%的醫務人員未遭遇過暴力事件。

　　“醫生和患者本來就不該是仇人，而是利益共同體！”針對龍門縣醫院傷醫事件，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在聲討暴力傷醫行為的公開聲明中寫道。

　　鄧利強認為，醫患之間本是最大的信任與托付關系，暴力傷醫的背后，有著深刻的矛盾根源。首當其沖的，就是當下不合理的就診流程，“基層醫院沒有充分發揮出作用，城市大醫院卻天天人滿為患。病人在大醫院的就診體驗不好，排隊等待30分鐘，看病只用3分鐘。”

　　謝汝石坦言，大醫院的就診局面客觀上制約了醫患的充分溝通，“一個年輕醫生可能要管20張病床，一個老專家出診半天可能要看30個病人，接待、照顧每位病人的時間實在有限。”

　　造成這種局面的，既有公立醫院面對“小病”來者不拒的無奈，也有患者“只認大醫院”這一就診習慣的因素。“前幾天我的一位朋友打來電話，說自己感冒三天了還沒好，讓我幫他去掛一個協和醫院的號，被我拒絕了。”鄧利強說，“當下需要解決的，是建立起合理有序的就醫流程，讓常見病、多發病能在基層由全科醫生妥善處理，如果病情嚴重需要轉診，再由全科醫生有針對性地推薦給大醫院的專科醫生。”

　　香港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莊一強表示，過去長期存在的以藥養醫等制度使醫院產生創收動機，帶來“大處方”、“大檢查”現象，加之醫生的勞動技術價值偏低，部分醫生認為自己的付出與報酬不相符，選擇拿紅包、拿回扣，這些因素的疊加，使得醫療行為從一種特殊的關懷型服務變成了普通的消費行為，弱化了醫患之間“幫助與被幫助”的關系，讓患者覺得這是一場交易，一旦療效不滿或患者死亡，容易引發醫患沖突。

　　如何不讓傷醫現象重演？

　　記者了解到，由于近來傷醫事件不斷涌現，有的醫院在診室門口安排了安保人員，有的醫院科室里將背對門口的辦公桌“轉了過來”。龍門縣醫院傷醫事件發生后，廣東省衛計委7月17日深夜發出通報稱，要建立24小時中心監控室，配齊安保人員，提高防恐防爆能力。

　　這種戒備森嚴的“屏障”雖然可以保護醫務人員的人身安危，但如何消除暴力傷醫帶來的心理屏障？

　　在鄧利強看來，對暴力傷醫“零容忍”的主體不應僅僅是醫生，醫療機構作為醫師執業的場所，應當理直氣壯地為醫師維權。中國醫師協會的調研數據表明，發生傷醫事件時，院方采取不顧是非息事寧人和無任何表示的占到了41.86%。

　　“除了少數惡性傷醫案件，現實中大部分醫生在遭受暴力后，鑒定出來的結果是輕微傷，施暴者往往行政拘留幾天就釋放了。事實上，暴力不僅包括毆打、殺害，還有語言上的辱罵與攻擊，后者同樣會傷害到醫生的尊嚴。”鄧利強說。

　　今年6月24日審議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首次將“醫鬧”行為列入修改的范圍。今年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均把嚴懲暴力傷醫事件寫入工作報告。中國醫師協會會長張雁靈呼吁，司法機關對傷醫的犯罪分子一定要從嚴、從快、從速嚴懲。

　　此外，《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提出，醫療風險的不可避免性，要求有相應的風險分散機制與之相適應。目前我國社會上的醫療風險已成為社會風險，需要建立系統的責任風險轉移機制，來分擔醫療風險，從制度層面使醫師能夠潛心技術的提高和研究，同時化解醫患矛盾、緩解緊張的醫患關系。

　　“堵不如疏，最終還是要通過醫改，解決治本的問題。”莊一強說，“醫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如何理順公立醫院的定價機制和補償機制，如何控制并降低患者醫療費用自付比例，如何形成分級診療秩序，改善就診流程……”